任正非：有时候我回答很幽默、诙谐，我幽默和诙谐也希望受众观众能够理解，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是自由在聊天。

　　1、记者：非常感谢任先生，一开始想问您的问题是与华为公司有关的。华为公司到现在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在您最初创立华为时华为有哪些挑战？

　　任正非：我认为，最初创立华为时是中国开始开放改革，邓小平认为中国军队的人数太多，大裁军，我们是整体整建制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被裁掉，裁掉以后要转到地方来工作。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是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连中央领导也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邓小平理论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个“河”摸不好，就掉到“水”里被淹死了。我们那时候走上市场以后，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事，实际上就是走到了一种完全不容易很能生存的时候。

　　刚好我这个人的性格又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性格，我就走到深圳这个地方。深圳正是市场开放的前沿，，市场化程度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我一个完全是在军队里面工作、完全服从命令的人突然在市场经济来进行货物的交付运作时，我是非常不熟悉的，所以我也吃过亏、上过当、栽过跟头。但是这时我还得爬起来，因为还有老婆、孩子要生存，我要养活他们。所以，那时候想是不是可以创业做一个小公司。创业的资本大概2.1万人民币，相当于2000英镑，这2000英镑还不完全是我的，因为我的转业经费只有2000英镑的1/5左右，集资创立了华为公司。在那种时代，是时代把我们推到走向这条路。

　　我们走向这条路的目的还是为了生存，并非为了理想，那时候还不具有理想，因为那时候生存条件也不具备。我当时的创业经费不够今天一个服务员半个月的工资，怎么能有理想？所以，那时我们第一个要素是“生存”。

　　2、记者：您刚才描述了华为创立之初经历了非常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今天知道华为成为全球电信市场的顶尖玩家，怎么做到的？

　　任正非：我创立华为以后，就要去琢磨“到底市场经济为何物”。我在研究时阅读了许多法律的书籍，包括欧美很多法律书籍。中国没有这些法律书籍，我只能阅读欧美的法律书籍。我就悟出了一个道理。

　　市场经济就两个东西：一是客户，一个是货源，两个的交易就是法律。客户我不能掌握，那我应该掌握货源。我以前就是搞科研的，接着下来我们就研究产品，把产品做好卖给客户。

　　3、记者：我们看到现在华为非常成功，您对于华为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任正非：我们刚刚走向创业的时候，世界通信产业在我们这三十年中，人类在通信产业实际跨过了几千年。我们创业时没有电话的，那时打电话用摇把子来摇电话。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片看到的摇电话，那时是很落后的状况下。那时起步做一些适合农村卖的很简单的设备，没有把赚来的钱消费，赚来的钱用于投资，投出去，把设备从那么小做到那么大。正好中国大规模需要发展产业时，我们这些落后设备还能卖出去。如果今天创业，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能成功。我们慢慢走过来，觉得我们有可能做成功，所以聚焦在这方面去努力。

　　一个人如果专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当然那时我是专心致志做通信的，如果专心致志养猪呢？我可能是养猪的状元;专心致志磨豆腐呢？我可能也是豆腐大王。不幸的是，我专心致志做了通信，通信这个行业太艰难、门槛太高。爱立信CEO曾经问我过一次：“中国这么差的条件下，你怎么敢迈门槛这么高的产业？”，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产业门槛很高，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以后，我就退不出去了，退出去我一分钱都没有了，两万多块钱都花光了，退出去我就只有做乞丐了。”所以我们勇敢继续往前走，一步步往前走。

　　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力量，就把力量缩窄，缩到窄窄的一点点，往里面进攻，一点点进攻就开始有成功、有积累，我们觉得这种针尖式的压强原则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聚焦在这个口上。这三十年来，我们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到十八万人，只对准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对信息传送领域进行冲锋，而且对这个“城墙口”每一年的投资量150到200亿美金左右的力度。在科研投资上，我们是全世界前五名，聚焦在这个投入上，我们就获得了成功。

　　为什么我们成功了，别的公司不容易成功呢？上市公司要看财务报表，不能投多了，利润少了，股票掉下来了。我们是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知道，只要把肥料放到土地里面，土地变肥沃了，最终土地还是我们的，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把肥料分了呢？所以，我们进行投资，而且投资强度大于别人，就会领先别人而获得成功。从这点来说，我们区别于上市公司，我们不上市，就不会因为财务报表的波动而担忧。如果我们是上市公司，今天国际社会对我们舆论风波，股票哗哗跌。而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继续往前走。

　　我们认为，华为持续几十年只做一件事，这件事就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