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下属有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红队），通讯科，分别称为一科，二科，三科，四科。

三科：顾顺章（1927-1931）康生（1931-1933）邝惠安，王世英（1933-1935）

共产国际那条线能量很大，像《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红色职工国际太平洋联盟干事牛兰夫妇，上海满铁研究所的尾崎秀实等等，有德国的，有瑞士的，有美国的，有日本的，相当复杂，中共特委尽量避免与他们直接接触，周恩来默默打造着中共特科。

这条线，当时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特委，在特委领导下成立特科，确保党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是特委领导人。

像北大教授陈翰笙和妻子顾淑型（北平艺文中学的教务主任）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莫斯科先与共产国际农运所联系，变态烈焰sf，经所长伏斯涅钦斯基确认后，就可以暂时安顿下来，生活费由主办会计阿利卢耶娃每月发放。

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被捕，共产国际从瑞士请来律师到上海辩护，宋庆龄，杨杏佛，邓演达，蔡元培等知名人士也进行多方营救，此案闹得满城风雨。

到了1927年底，共产国际情报网与国民党左派联系更为密切，这些人也认识了到莫斯科国宾馆休养的宋庆龄，还有邓演达，陈友仁等人。

共产国际情报网在上海的核心骨干佐尔格，于1932年1月通过尾崎秀实发信，希望一位没有赤色疑点的知识分子陪他到西安。这样，陈翰笙（后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徐州火车站与佐尔格会合，再去西安。

阿利卢耶娃胖胖的，对中国同志非常热情，照顾周到，当大家后来知道她是斯大林夫人后，都颇为吃惊。

佐尔格是美国报纸聘用的记者，同时又是一名德国纳粹支持者（掩护身份），真实身份是苏军情报机构格别乌远东地区负责人。他到西安想与杨虎城接触，同时摸清南京和柏林合作程度？三天后，西安郊外爆发疫情，火车站关闭，无法离开的佐尔格居然在西安弄到了一架军用飞机，由德国飞行员送他去了洛阳，后来去日本，可见当时国际情报网的能量。

各科领导人变换比较复杂，用最简明方式说明一下：

参与营救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特科那边并不了解，反过来他们也不知道特科的存在。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谨慎性，才使得地下情报系统，在顾顺章叛变后还能保存下来，并到了苏区重新壮大。

二科：陈赓（1928-1931）潘汉年（1931-1933）王世英（1933-1935）

然后再安排他们从日本回到国内，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的住所就成了他们商谈的安全之处。

那么这些与共产国际有联系的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但不是中共党员），是如何转入中共？并成为周恩来部署在国民党最核心领域获取战略情报的地下工作者呢？

农运所其实是国际工农革命者避风港，中国知识分子呆不住。

潘汉年就是双方交集的关键人物，还有康生。

一科：洪扬生（1927-1931）陈云（1931-1932）康生（1932-1933），之后还有其它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