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声音早在独立战争时就已出现。战争刚结束，伊扎尔就出版了《赫贝赫泽》（Khirbet Khizeh），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想捕捉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对一个阿拉伯村庄所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的复杂性。小说情节进展缓慢，叙事者像是在迷雾中审视这个世界，又像是在梦境中。逐渐地，叙事者意识到被赶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所承受的苦难：“我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突然对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一切都指向流散。这就是流散，流散就是这样，流散看上去就是这样。”

1982年来到黎巴嫩的以色列步履轻盈，对未来充满各种美好的想象，虽然许多计划并不明智，还执行得很差。……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入侵（黎巴嫩）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一切都出于这个想法：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命运将由我们来塑造。但我们很多人逐渐明白……我们错了……中东从来不按照我们的意愿变化和发展，未来也不会。

在加利利湖那平静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 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现代政治上锡安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布达佩斯，童年时移居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法律并取得奥地利法律执照，后来从事新闻学和文学职业，担任过维也纳《新自由日报》主编。早年主要为报纸写杂文，后来创作戏剧。现在有人称他为“以色列国父”。

《脚注》， ），2011）

1909年，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Tel Aviv）诞生。“特拉维夫”是赫茨尔的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这座以赫茨尔小说命名的城市（连同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精英）很快变为了欧洲的“第二个莱比锡”（莱比锡是欧洲希伯来语出版中心）。

在早期的基布兹运动中，出现了一个连后来以色列社会也无法逃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革命运动会面临这个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以色列民间，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是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她的笔名是“女诗人拉亥尔”（Rachel HaMishoreret）。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amuel Josef Agnon，1887-1970）。

与很多以色列史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着意呈现了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下面将要谈到的，便是现代以色列相关的诗人、小说家以及部分音乐、电影作品。

也许从来不是如此。

刚上大学时，西奥多·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奠基人比亚利克（Haim Nachman Bialik, 1873- 1934）

拉亥尔的诗歌让人同时注意到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丰厚和危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先驱性建国精神的体现，基布兹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迅速发展。集体主义理念和国家理念逐渐融为一体，密不可分，“1934年，一个年轻拓荒者离开基布兹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组织，但1937-1939年，他这样做会觉得自己还背叛了国家”。

以色列话剧《乡村》，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一个小村庄的系列故事。

萨拉赫·沙巴提（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在希伯来语中是“对不起我来了”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来到以色列后，很快被送到过渡营。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他无法理解的欧洲文化，萨拉赫·沙巴提试图理解他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的意义。影片滑稽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既要谋生，又要恢复他在先前国家（应该来自也门，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也门人的名字）所拥有的尊严。

以色列电影也捕捉到这个国家出现的各种矛盾心态。1986年的《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Two Fingers from Sidon）记录了以色列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国防军在黎巴嫩所处的危险，并涉及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2007年上映的影片《波弗特》（Beau fort）取名自黎巴嫩山区一个以色列前哨，这部电影自我批判的力度更大，描述了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一群士兵的生活，在表现士兵心中的恐惧和撤军前他们要面对的道德难题的同时，又传达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和战争彻底无用的感觉。

太好了，我们将在这建房子，吸收移民。如何吸收？我们将在这开合作商店，建学校，可能还会修一座犹太会堂。这里还会有辩论各种事情的政党。人们在这耕地、播种和收获，取得伟大的成就。希伯来赫泽村（Hebrew Khizeh）万岁！到那时，谁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清理和占领的沦为废墟的赫泽村（Khirbet Khizeh）？我们来了，射了，烧了；我们将这里炸掉，将当地人驱逐和流放。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的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

大家都称她拉亥尔，她年轻时移民巴勒斯坦。1919年，29岁的拉亥尔来到德加尼亚的基布兹，抵达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可能是此前在俄罗斯旅行时感染上的病毒。考虑到其他成员的健康，基布兹强迫她离开。

但最能体现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持续反思的电影，，还得数2008年上映的以色列影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这部电影讲述了导演阿里·福尔曼自己的故事。1982年，年仅19岁的福尔曼是一名步兵。2006年，他的一位战友跟他说自己经常做那场战争的噩梦，但福尔曼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和其他战友见面后，福尔曼终于回忆起，他曾参加行动向难民营发射照明弹，黎巴嫩长枪党正是借着这些照明弹在难民营实施屠杀。他这才明白，由于感到此举和亲手屠杀一样，他将这方面的记忆封锁起来。

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Hayim Brenner，1881-1921）。

这部电影在黎巴嫩遭禁。

也许

犹太复国主义将要建立的国家对这类张力也会有很多反映。布伦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时非常悲观，在1911年一篇名为《精神病》（Atzabim）的短篇小说中，他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来的担忧，主角对叙事者讲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经历，思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主人公最早从乌克兰来到纽约，在一家缝扣子的血汗工厂工作，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他坐船来到巴勒斯坦，但他发现这里的生活依旧辛苦，唯一的区别是以前缝扣子，现在摘橘子。此前，锡安是个美丽的梦想，现在看来，这只是不理智的冲动，是“犹太人精神病”发作的症状。

那漫长、灼热的日子

战争结束后，阿里埃勒用低成本录制了这首歌，不知怎的被以色列电台注意到，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这首情绪悲伤、对拿俄米·舍莫尔略带嘲讽的歌曲大受欢迎，并非偶然。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灭感。又过了十年，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会的音乐家和诗人总能充当新兴运动的预言者，这又是一个例子。

梅厄·阿里埃勒（Meir Ariel，1942-1999），以色列歌手和词曲作者，因在歌词中诗意使用希伯来语而被称为“言语之人”（man of words）。以色列的众多诗人伊本·加比罗尔（ibn Gabirol）、纳坦·阿尔特曼（Natan Alterman）、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Y Agnon）和比亚利克（Hayim Nahman Bialik），以及美国歌手鲍勃·迪伦都对他的创作有深深的影响。

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开始向另一个经常做慈善事业的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帮助。为了说服他们，赫茨尔把已写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发展为一本内容详细、结构合理的计划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犹太国》一书的雏形。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

布伦纳：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

这类题材的电影迅速增多，但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还是2011年上映的《脚注》（Footnote），这部电影审视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人都是《塔木德》教授，父亲只对乏人问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兴趣，儿子则因为寻找《塔木德》文本的当代意义而吸引了大批学生，这让父亲难以接受，他认为儿子的方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肃。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既真实反映了以色列学术界的现状，又清楚表明露丝·卡尔德龙这代年轻人之所以向往《塔木德》，并不是要从事科学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借助犹太文本开启寻找生活意义的旅程。

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1930-2004），以色列作曲家、歌手。她在1967年创作的《金色的耶路撒冷》成为六日战争中的标志性歌曲。

那些献身集体事业的人就不能从集体中获取一些回报？集体就那么重要？难道新犹太人对保护个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集体——就没有一点责任？

一般认为，德雷福斯审判让赫茨尔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后来，赫茨尔曾找到著名金融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但他给出的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把他想对赫希说的话写出来。

虽然以色列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这个国家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

“基布兹”儿童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作者：（以）丹尼尔·戈迪斯，译者：王戎，校译：宋立宏，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1904年7月3日，年仅40岁的赫茨尔因心力衰竭去世。维也纳举行了一场空前的葬礼。参加了葬礼的犹太作家茨威格这样写道：“每个车站、每列火车、每个地区、每个港口都有人不分昼夜赶到这里，人数达几千人之多。西欧、东欧、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偏远村庄的犹太人都涌入这座城市……维也纳这座城市突然明白，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诗人，而是一位改变人们思想的巨擘，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禁城之恋/卡多什》，），1999）

并非只有布伦纳一人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大卫·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亚的移民已经向现实妥协。他说：“第一次阿利亚的先驱成为投机倒把者，他们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轻人的理想赚钱，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这些‘偶像崇拜’是对建国理想的玷污。”本古里安这话说得有些重，也不尽客观，但它体现了犹太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

你是否真在那里？还是我在做梦？

伊扎尔绝不是在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也没有怀疑以色列人为独立战争作战的意义。和后来许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损失，也要看看作战另一方的损失。

以动画形式拍摄的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2008）

也从来没有洗澡净身

主流电影也开始用一种仍然批判却不失同情的眼光审视传统犹太世界。长期以来，世俗的以色列对这种世界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冷嘲热讽。1999年的《卡多什》（Kadosh，希伯来语意为“神圣”），关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极端正统派教徒的生活时所抱有的狭隘和不屑，影片对此既有批判，又有几分理解。2012年的《填补空白》（Fill the void）聚焦圣经中的利未婚习俗对一个极端正统派家庭的影响。女主角是一位年轻女孩，她姐姐在分娩中死去，于是她不得不嫁给姐夫。2014年的《离婚证明》（Get）探讨了犹太男性在离婚时可以对妻子施加的权力，以色列政府将婚姻交给犹太宗教法庭负责，所以会产生这种权力。

这部影片因为深刻揭露了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取得成功。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这引发许多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萨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这些将以色列当作家园的人的今后的生活，国家还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很快，希伯来语文学成为犹太人想象新家园的途径，人们通过这一媒介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作家和诗人在塑造伊休夫（Yishuv，希伯来语“定居区”的意思。一般指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伊休夫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是以色列国的雏形）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

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本文内容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整合自《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一书，导语介绍部分摘自书中中译本序，作者宋立宏，内容有所调整，正文部分整合自全书各个章节，亦有所调整和改动。）

西奥多·赫茨尔与《犹太国》

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饱经战乱，许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与道德的关系。生存下去诚然重要，但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道德标准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反思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传统。一位战士回忆起某次暴力行动时，不断质问自已：“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农民能对我们犯什么罪？战争太残酷了，大家普遍情绪低落，没人说话，都独自承受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