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龙记》（1961）则用另一种更加虚无的佛道逻辑笼罩恩怨情仇。在张无忌的复仇历程中，郭靖式的福缘与正气和杨过式的坚忍和激昂都不再构成主题推进的线索，冥冥中的“命运”开始彻底构成新的主角。张无忌在源自波斯草原文明的明教教义面前产生了彷徨，又和蒙古人赵敏实现和亲，为郭靖开启的“靖康耻”的民族冲突叙事划下了句号。这一切都彰显了金庸一如既往的化解文明冲突与仇怨的愿景。“屠龙”和“倚天”的对立正是基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武林至尊”与基于佛道个体超脱理想的“江湖隐士”之间的对立：一旦前者失范，后者则会跳出逍遥状态，对前者提出规训与警戒。这也就是屠龙刀主复仇者谢逊最后为少林寺三僧的佛法救赎的情节的隐喻。金庸此举旨在克服由近古以来宋明儒学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结，用“齐物平等”的佛道精神对其进行平衡。这与章太炎-周氏兄弟等浙江籍现代思想家解决民国建立以后如何促进共和民主的思路比较一致。只是，章太炎和鲁迅都有拳拳爱国之心，未尝放弃了“复仇”的“儒行”，金庸则与个人主义的周作人在气质上更加接近。

出身海宁查氏的金庸，自幼便熟悉同为海宁大族的陈氏与乾隆帝的野史传奇，这构成了他撰写处女作《书剑恩仇录》（1955）的基本契机。《书剑恩仇录》的核心叙事虽可以说是陈家洛与乾隆的身世之谜，但如果从整体观之，不难发现，这部书的真正主角并非陈家洛一人，而是所有红花会豪杰。《书剑恩仇录》试图描写的，是一众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江湖英雄的群像，这就与金庸的最后一部同样描写江湖群像的作品《鹿鼎记》（1969）构成了呼应：金庸小说的有机序列以红花会故事始，天地会故事终，在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金庸不断追问“反清复明”叙事的正当性。如果看到“反清复明”是红花会、天地会等民间江湖组织朝向当政者的集体复仇，那么就不难发现“身世之谜”之外的另一条金庸小说的主线，那就是复仇-复国动机的不断重复、弥散甚至是瓦解。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六十年来，金庸的小说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在虚构维度的想象基调，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伦理道德观乃至于对人生目标的选择，堪称一代人的“立法者”。

如果要问，在当代华人社会中，能引起最大范围共鸣的作家是谁，许多人都会首先想到金庸。作为通俗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在虚构维度的想象基调。金庸的创作早已不能仅仅在“武侠小说”的范畴内进行理解。尽管他所缔造的江湖天地建立在虚构和“戏说”之上，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历史书写及其背后蕴含的历史观念深深地投映到那些沉醉于其美轮美奂江湖叙事的读者的心中，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伦理道德观乃至于对人生目标的选择。

叙事逻辑：个人主义与恩怨消解

但最后，金庸依然让《鹿鼎记》保留在武侠小说的序列当中，通过描述低劣主体韦小宝对陈近南和天地会众人的天然敬重，留下了一个传神的“义气”尾巴，作为全部江湖伦理的基本依靠。无论是与《书剑恩仇录》首尾呼应的天地会故事，还是嬉笑怒骂里掩藏不了的人性光辉，都并非简单的某种猎奇趣味的呈现，而是要重新讲述一条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中国传统中的核心精神。在江湖的语境中，这样的叙事除了迎合，更多的还是劝诫，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与规划：虽然伟大和高尚的生活态度并非每个俗世个体所能承担的，但我们未尝不可保持对他们的敬重，认同他们担当的“大义”和表现出的“凛然”。金庸笔下的豪杰英雄，虽然遭遇了命运的摆布和存在的虚无，但都曾经彰显出精彩亮丽的灵魂品质。这种“高”与“低”的呼应，“情”和“义”的变奏，在金庸这位不世出的江湖知识人的笔下，化为了精彩的篇章，激励着香港乃至于全球华人读者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勇敢创造新的传奇。金庸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构成了一代人的立法者。如今我们则期待在通俗叙事文化领域，能有新的立法者涌现，为风起云涌的当代江湖重新把脉，为龙腾虎跃的未来天下重新撰史。

明确了金庸小说中这一条与时势紧密结合的以“情”代“仇”、以佛道代宋明儒学的思想线索，就不难发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小说中人物的传统亲缘裙带关系遭到了逐渐的淡化和剥离。从红花会十多人的结义联盟在金庸的叙事笔法中逐渐瓦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