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观念里,艺术并不是那些放在展览馆里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也不是申请大学的作品集里鲜亮美丽的画作,它们存在于我们看待日常事物不同的视角,存在于一个高中生与一张纸并排躺下的瞬间,存在于太阳落山时一个立体三角形就不复存在的片刻……
她想打开摄像机,老人拒绝了,她就在谈话的最后,给老人旁边的椅子拍了一张照片。
在这个楼里,她和一些伙伴还做了一个有关“废墟文化”的讲座,他们在一片黑暗里交谈,外面的城市流光溢彩,而这座楼就像一个独立的小岛,让她觉得可亲。
在这个烂尾楼里,她的身体和心都格外平静,她会想起德勒兹那句话,“没有一个无比真实的自我等待着人们发觉,人的概念是被制造出来的,自我本质上始终是在流动的。”
这也是鲁潇长大的地方,在她成长的日日夜夜里,那些纺织厂的大机器从未停下过,如今,它们陷入长久的寂静与沉默,变成了一片废墟。
很多时候,他们会捡树枝和树叶去做大地艺术,拿彩带把道路和柱子封起来,或者用一个随手放在门口的拖把做装置,阳光照过来,再加上一条线,就会让拖把、拖把的影子和这条线变成了一个空间内的立体三角形。
这样的想法依然属于少数人。很快,校长就找到鲁潇谈话,这位拥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校长向她发出质疑,“我也有学生在美国读书,他们的模型做得很漂亮啊。你为什么不能教他们做一些能够展览出来的东西?”
校长决定在下学期换一个老师,以便“抓紧时间,教教孩子们画画扎染什么的。”鲁潇说到这里,有点无奈地笑起来,“对于当代艺术来讲,美是多元性的。为什么把模型做得漂亮那么重要呢?”她反问我。她在中学里给学生们上的艺术课,那是西安知名中学,每年保送清华北大的名额超过30人,还有更多的孩子,在高中毕业时,就已经拿到国外知名大学的offer。
在纺织厂家属区,她偶遇了一个坐在门前晒太阳的老人,老人向她说起自己当初在织厂的岁月,“每天负责看两台(织)车,接线,看线轴满了就要换,每个车间工作内容不一样,洗纱的、织布的、检验的、打包的…以前工作8小时后来变成6小时。“
鲁潇2014年从法国瓦朗斯-格勒诺布尔高等设计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后,无论是2016年再一次回到法国参与艺术家驻留项目、组织艺术现场实验活动,还是2017年在德国多特蒙德和西安分别举办的城市空间展览...
西安国棉四厂就在鲁潇家的对面,她从前上学时总会经过这里。真真切切的,关于人
在现代艺术的专业术语里,这样的行为被称为“公共空间介入”,但这样的艺术很快就消逝,当风吹起来、当人们路过或者太阳落山,那些摆放在大地上、道路上以及教室门口的艺术作品,也随之消失。
鲁潇常会去那里,每次走进去,她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有时,她也会从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向外看,看这座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里,马路上疾驰的车辆和匆匆路过的行人。
今年春天,鲁潇提着摄像机走了进去。
刚刚开始,她并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受过专业的纪录片拍摄训练,也没有新闻采访的经验,支撑她的是对于过去生活的追忆,以及对于那个业已衰落的巨大空间的,一种好奇。
有一天,她带着一张纸去上课,她问学生们,“一张纸怎么和你的身体产生关系?”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学生,试着把纸揉成了一个纸团,然后在纸的旁边把身体展开;然后他再把纸展开时,又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
“鲁潇变得很不像一个搞艺术的,她最近写的和女司机(前纺织厂女工)的对话,车到目的地,女司机继续和她讲自己的故事,说到难受时,鲁潇拥抱住她…..这是一个没有图像也没有声音记录的现场,我感受到的是真实的人发生故事的进入,可能非常不艺术,也没有构成作品的材料,但真真切切的,是关于人。”自我本质上是流动的
她走进早已关停的厂房中,惊呼这就是一个巨型的“现场装置艺术展“,坍塌的天花板和残破的厂房,以及不知道被谁留在墙上的温柔字句,都让她有一种震撼感。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4年从法国回来后,她先去了一个教育商业机构,教那些即将出国的孩子们如何认识当代艺术。在她看来,国内很多事情功利性太强,连艺术也如此。“一节课完了之后必须要有作品、要做个展览,而我的project全部是消解物质性的,这就变成了最大的矛盾。”
在一次创作坊中,鲁潇问吴文光,我没有村庄可回,可不可以做城市里的工厂呢?
这个有关“西安纺织城”的项目,是鲁潇参与到了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所发起的一个有关返乡的“民间记忆计划”——吴文光号召年轻人返回和自己有关联的乡村,"绕开教科书那种单薄的叙述,从祖辈那里重新挖掘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碎片,试图重建一段独特的民间记忆。"
那个驾驶“拐的”的女人,从前是国棉厂的下岗女工,她讲起自己的过去,“那时我爱收拾自己,描眉毛画眼睛,我穿啥,啥卖得好。我男人车间那些男人,也很喜欢我…”
“我是在纺织城长大的,我的家就在这里,实际上离你越近的人,离你越近的土壤,你越不了解它。妈妈曾经常说纺织城多繁荣,而今年再去时,我真的被现场震撼到了,那里有一种空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给我身体一种吞噬的震撼。”
虽然成品并不能留下来,但是她发现越来越多学生身上一种天生的艺术天赋开始觉醒。
事实上,鲁潇一直就很不像一个“搞艺术的”,虽然她确实一直在“搞艺术”。
这个纪录片计划有一个邮件小组,用以让参加计划的青年艺术家能适时和大家沟通。她将与这个女人偶遇的故事凭着记忆写下来,吴文光导演在后来发给鲁潇的邮件里写到:
吴文光回答,可以啊,没有村庄的记忆,城市里的工厂也是记忆。
从那个教育机构离开后,她在西安一片繁华的CBD中心,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大楼。因为地产商的撤资,它被空置了十年之久,窗棂和楼梯上落满灰尘。
上课时,她鲜少出现在教室里,而是带着孩子们在学校操场、车库、走道四处游荡。在她的观念里,学生们在有关艺术的教育中,不需要课堂,更不需要封闭的空间,而是需要重新认识生活和自我。
消逝的艺术作品
没有一个无比真实的自我等待着人们发觉,人的概念是被制造出来的,自我本质上始终是在流动的。by.德勒兹
之后,来了新的乘客要搭车,女人就开着“拐的”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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