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去，便是一辈子。

　　待到整装待发，朝鲜战场传来准备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张富清又被部队送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

　　上午11点和下午5点半，一天两次，开山放炮，大家都要避险，回家吃饭。一来一回，要费不少时间。有时赶不及，张富清就往嘴里塞几个粑粑，灌几口山泉水。

　　从抵制到触动，从被动到主动，群众在张富清带领下肩挑背扛，终于用两年左右时间，修通了第一条能走马车、拖拉机的土路。

　　循着喧闹的城中街道，来到一座5层小楼，顺着台阶上2楼，就是张富清老两口的家。

　　可是，这个拥有“人民功臣”称号的转业军人却毫不在意。

　　张富清做了选择：“作为党锻炼培养的一名干部，我应该坚决听党的话，不能和党讲价钱，党叫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哪里去。”

　　任凭岁月磨蚀，朴实纯粹的初心，滚烫依旧。

　　1953年初，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美援朝，张富清又一次主动请缨，从新疆向北京开拔。

　　少小离家，张富清多年在外征战。

　　“他们守在门口，往我们手里塞米粑粑，帮我们把行李搬上车，一直到车子开了，都没有散。”回想当年的情景，孙玉兰笑得很自豪。

　　多年来，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颁发的一个搪瓷缸，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只补了又补、不能再用的缸子上，一面是天安门、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

　　一年到头，不到腊月二十八，孙玉兰很少能见到丈夫的身影。有的时候，惦记他没得吃、没得衣服，她就让孩子们放了学给他送去。

　　约5公里长的路，有至少3公里在悬崖上，只能炸开打通。张富清不仅要筹措资金、协调物资，还要组织人手，发动群众。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富清随王震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先头部队深入新疆腹地，一边继续剿灭土匪特务，一边修筑营房、屯垦开荒。

　　临近农历新年，孙玉兰掏出攒了多年的压岁钱，扯了新布做了袄，背上几个馍就上路了。

　　将心比心，张富清把老百姓对党和国家的期望，都化作默默洒下的汗水。

　　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区。当一对风尘仆仆的新人打开宿舍房门，发现屋里竟连床板都没有。

　　后来，张富清要调走的消息传开了。临走的那天，孙玉兰一早醒来，发现屋子外面站了好多人。原来，社员们赶了好远的路，自发来送他了。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11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

　　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士气很快上去了，三胡区当年就转亏为盈，顺利完成了为国家供粮、为百姓存粮的任务。

　　这套潮湿老旧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张富清在建设银行工作时单位分配的。有人说这里条件不好，他只是淡淡一笑：“吃的住的已经很好了，没得什么要求了。”

　　为了修进入高洞的路，张富清四处奔走、申请报批、借钱筹款、规划勘测……

　　“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光荣，死也值得。”

　　1954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岁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昌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彼时，一个崭新的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一次，大儿子张建国背了两件衣服、一罐辣椒上山了。十来岁的孩子走到天黑还没赶到，只得投宿在社员家中。第二天，等到天黑，父子俩才打个照面。

　　三胡区的粮食生产严重短缺。张富清到了三胡，每个月都在社员家蹲个20来天，“先把最贫困的人家生产搞起来，再把全队带起来”。

　　比起过去，最新烈焰sf，老两口总是特别知足。

　　张富清暗想：“这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要一边领导社员生产，一边发动群众修路，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有的社员“思路不大通”，认为修路耽误了生产。张富清就住到社员家的柴房，铺点干草席地而睡，帮着社员干农活、做家务。

　　“国家把我培养出来，我这样想着自己的事情，对得起党和人民吗？”“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要是他们活着，一定会好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搭上货车，翻过秦岭，再坐火车。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晕得呕了一路，呕出了血，见到心上人的时候，腿肿了，手肿了，脸也肿了。

　　走进客厅，一张磨损破皮的沙发、一个缺了角的茶几和几个不成套的柜子拼凑在一起。进了厨房，几只小碗盛着咸菜、米粥和馒头，十分素淡。

　　张富清不怕苦，可他受不得老百姓吃苦。来凤的很多干部都回忆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他总是往最贫困的地方跑得最多，为困难群众想得最多。

　　她哪里想到，离家千里去寻他，一走就是大半生。在来凤这片毫无亲缘的穷乡僻壤，印刻下一个好干部为民奉献的情怀

　　孙玉兰有些发懵，张富清却说：“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在战场上死都没有怕，我还能叫苦磨怕了？”

　　“他跑上跑下，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并不好，工作却特别认真。”曾和张富清在卯洞公社共事的百福司镇原党委书记董香彩回忆。

　　到卯洞公社任职，张富清又一头扎进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的高洞。这是公社最偏远的管理区，几十里地，山连着山，把村民与外界完全隔绝。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边陲，张富清有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如山的战场。

　　孙玉兰原以为，两人在武汉逛一阵子，就要回陕西老家。谁知他说：组织上让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

　　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张富清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在来凤这片毫无关联的穷乡僻壤，留下了一个人民公仆任劳任怨的足迹。

　　他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党教育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党群关系密切了，再苦也知足了。”

　　如今，原卯洞公社所辖的二三十个村，已全部脱贫出列。当年张富清主持修建的道路，已拓宽硬化，变成康庄大道；高洞几乎家家户户通了水泥路。

　　在卯洞公社时，他们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一大一小两间，20多平方米，三张床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一家人除了几个木头做的盒子和几床棉被外，什么家当也没有。

　　以心换心，群众把对他的信赖与认可都包进了一只只粑粑，修进了一条条路。

　　张富清完全有条件为自己的家庭谋取便利，可是他没有。始终恪守“党和人民的要求”，标注他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所有家当就是两人手头的几件行李——军校时用过的一只皮箱、一床铺盖，半路上买的一个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的搪瓷缸。

　　老张是真忙啊！社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个从上面派来的干部，是真心为我们想啊！”

　　相隔两地，他求知若渴，她盼他归来。张富清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的心靠得更近。

　　农闲时节，早上5点，张富清就爬起来，一边忙活一边交心。吃过早饭，他就举个喇叭喊开了：“8点以前集合完毕，修路出力也记工分。”

　　总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怕死？

　　曾任卯洞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田洪立记得，张富清家的餐桌上常常只有青菜、萝卜、油茶汤，比大多数社员的伙食都差。

　　从武昌乘汽车，上轮船，到了巴东，再坐货车……一路颠簸，到恩施报到后，张富清又一次响应号召，再连续坐车，到了更加偏远的来凤。

　　“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部队来信后，孙玉兰向身为农会主席的父亲袒露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