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税制改革。里根主要通过推行1981年的《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和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进行了两次大的税收改革。《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主要是降低了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并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的抵扣。1981年把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了25%，由原来的最低税率14%和最高70%，分别降为11%和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资本所得税的税率由28%降为2%。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在1981年《经济复苏和税收改革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改革范围。首先，进一步简化了个人所得税，把最低税率为11%和最高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5%、25%、34%的三档税率；同时里根还降低和简化了公司的所得税，由最高税率为46%、最低1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逐步改为15%、18%、25%、34%的4级超额累进税率；并且里根还降低了资本利得税，将其从20%降为17%等。

第二，紧缩公共成本支出。里根执政以来，另一项政策是让社会福利成本费用增长的速度减缓。在里根执政后，非国防的社会福利计划所使用的费用，从1981年至1985年只增加了1％。从1982年至1984年，社会福利计划经费遭受裁减经费共约199亿美元，但不到200亿美元的经费裁减并未达到里根政府的预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在福利经费方面的过快增长。

不是所有的改革都需要“伤筋动骨”，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节油阀”

一是减税的首要目的是激活社会投资和发展活力，额度大小并不是主要变量。“拉弗曲线”最大的问题是很难量化，没有固定的公式可以计算出税点高低的精准影响。而且由于社会一直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减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减税带来巨额的赤字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进而会威胁到市场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评价企业从税收中节省出来的钱最终的流向，差额的税率应该与良性的社会资本波动进行良性循环。

1974年12月，当时还是经济学博士的亚瑟·拉弗在华盛顿特区与朋友聚餐并讨论财政和税收问题时，在餐巾纸上画了第一张“拉弗曲线”（见图1），用以说明降低税率不等于减少税收。当时参与聚餐的拉弗的朋友，时任《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社论版副主编的瓦尼斯基，后来在《公共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拉弗博士随手画的那几条线展示出来，并命名为“拉弗曲线”。此后拉弗曲线开始被人所熟知，拉弗的相关经济改革思想被后来当选为总统的里根采用。

结合1981年和1986年两个税改方案来来看，里根税改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重心是降低税率、鼓励储蓄；二是减轻资本利得税，给资本松绑；三是企业所得税方面通过简化企业所得税制，鼓励企业增加投资，以实现刺激经济的效果。但从实际执行过程来看，里根的税收改革执行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在1981年税改后第二年，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先后在1982年和1984年通过了缓解赤字平衡预算的《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和《赤字消减法案》，这两个法案实质上是加税方案。并且1986年税改法案执行后，虽然居民所得税最高税率大幅度减少，但其他一些条款实际上的变相加税，扩大了税基。比如取消了耐用消费品贷款利息扣除（但保留了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扣除），取消了长期资本利得60%免税，转向全面课税；同时限制各类收入之间相互抵补损失。区分普通收入、投资收入和消极收入等。

二是稳经济需要稳信心。过去几年随着多项惠民措施的大力推行，我国百姓的“获得感”显著上升。特别是精准扶贫深入人心，人民热情高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企业的监管和要求也越来越高，使得大量民营企业的危机感增加、企业行为趋于保守。企业的安全感是信心之源，未来需要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让老百姓(603883,股吧)有“获得感”的同时，企业也更加有“安全感”。

里根的所有改革措施中什么才是最有效的？从里根新政的四项主要措施比较看，放松管制和“减税”所释放的社会发展积极预期起到的作用较为关键（见表3）。

幸存者偏差的概念源自二战时期。当时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发现机翼机身等部分弹孔最多，于是决定加固弹痕多的部位。然而统计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例如飞机引擎等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难有机会再飞回来，而这部分数据容易被忽略。事实证明，瓦尔德是正确的。幸存者偏差是指当取得数据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此数据可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同的偏差。当前全国复工复产在即，大量的企业在呼吁减税，减轻企业负担。我们回顾那些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存活下来的经济体时，是否会存在幸存者偏差的问题？危机时期恢复经济的政策中“弹痕”最多是减税政策，里根是美国战后大规模减税第一人，本文以推行供给侧学派的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减税政策为例，进行分析。

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很多人形成了一个思维惯性，就是问题无论大小，都容易被宏观化、体制化。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像比阿特丽斯·希林这样的年轻工程师，以及创新和充满自由活力的土壤。因此，在强化现行体制优越性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些类似工程师的“节油阀”，可以解此次疫情过后经济发展的燃眉之急。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对于全面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局面，凯恩斯经济理论一筹莫展。当里根就任总统时，美国暴露出了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例如198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通货膨胀率是13.5％，失业率是7.1％，里根必须处理高通货膨胀、经济的不景气和高失业率的问题。面对美国国内经济的持续衰退，里根政府采用了供给侧学派的建议，采取了系列措施以重振经济。里根的经济政策主要有4个方面：

里根执政8年，累计税收为57500亿美元，平均每年7187.5亿美元，除1982年有下滑外，每年税收呈增长趋势（见图2）。1981年至1988年，累计减税总额度为1426亿美元、平均每年减税178.25亿美元。也就是说，里根执政期间，平均每年的减税额度约占每年的税收总额度的2.48%（见图3）。从这个角度看，里根的减税力度并没有特别夸张。正如逻辑上的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因此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减税的额度使得企业负担减轻了。而且从历史的回顾角度看，里根的税改还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比如政府收入减少，也并没有起到使民间储蓄增加的效应等。并且，根据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托斯滕·斯洛克的分析，里根的减税带来了比较大的问题是增加了不平等（见图4）。本文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税改带来了新的经济法发展预期，同时减税与增税政策的交替制造了当时社会资本的波动，刺激了市场流动性，激活了企业的积极性，这比实质的减税额度作用更大。

第三，增加国防开支。里根总统上任之时，正直美苏争霸的白热化时期，自1982年起，里根便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从当时美国的国防报告看，1981年的国防支出为1783亿美元，1982年则为2137亿美元，之后逐年增加，至1986年已高达2893亿美元；同时，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毛额比率也自1983年会计年度起均超出6％，至1986年达到最高峰。虽然美国最终在美苏争霸的军备竞赛中胜出，但也导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大增，利息负担沉重，影响了未来的经济发展。

综合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可以将里根新政归结为两点，即“去管制化”和“减税”。而综合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基础情况，“去管制化”要比“减税”额度大小重要得多。这如同一架从“经济危机战场”成功飞过的战机，“减税”因为涉及面最广、弹痕最多，所以容易认为是最重要的，但其实“去管制化”才是美国当时经济的“引擎”，推动美国在面临冷战强敌的情况下，度过了经济滞胀期，并承启了后来的信息经济时代。通过放松管制，里根扭转了战后弥漫在美国上空的凯恩斯主义，回归到了市场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发展中来。里根执政的8年间，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资本自由化、释放了社会生产潜力，打破了菲利普曲线的“魔咒”，在维持低通胀的同时也维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因为“去管制化”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就业需求基数，促成了非政府计划能实现的经济繁荣。

三是在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下，做大做强国企与民营经济发展并不矛盾。里根执政时期，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也放松了对IBM、AT&T等超大型企业的监管。在产权保护制度明晰的情况下，做大做强国企与民营经济的大繁荣大发展并不冲突，而且都是共同做大经济蛋糕的重要动能，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因此要警惕相关负面舆论的误导。

但里根的支持者则认为，自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产生了强大的惯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是里根将美国带回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路线。二是里根促进了美国市场竞争及企业活力，且放宽政府管制，删减过时法律制度，催化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革命、巩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三是里根所强调的“去管制化”和“减税”对美国后来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