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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的传奇身世与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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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的身世
那位瑞典人斯科格拉病情大有好转。他认出了我，同我说话，俄语也又会说了。但在他完全康复之前，医生不肯放他出院，而且即使出院也要送他进疗养所休养。瑞典是中立国家，有合法的共产党。斯科格拉既是瑞典人，又是共产党员。在德国，1933年起就是苏联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法西斯当政。我则是个持德国护照的无党派德国人。至于我是犹太人，在瑞典居住而且要和萧三结婚，在苏联有关部门看来都不是可以批准我延长签证的理由。基洛夫遇害后，一个共产党外的德国人是不可能出于私人原因获准居住在苏联的。巴别尔也爱莫能助。萧三尽管为此奔走不遗余力，而且还请他认识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出面帮忙，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就这样我只好第一次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斯德哥尔摩去——这一天是1935年2月5日。 12月31日，萧三把阿郎接来，我们三人乘坐郊区火车到坤策沃去，我穿着新的裘皮大衣。那个小别墅坐落在积雪很深的森林里，是间地道的俄罗斯木屋，炉子里烧的也是木头，使我回想起小汉斯和小格蕾特的童话中的那个姜味烘饼小屋子。木屋里温暖舒适，桌子上按照乡村里的习俗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全是些俄式的冷盘和热菜，多得快把桌子腿压弯了。我现在还记得桌子正当中搁着的那只大碗，盛着刚烫好的甜红葡萄酒，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午夜时刻一到，我们把房间里的灯光弄暗，点燃红葡萄酒，此情此景，宛然如昨。这种俄罗斯式的大年夜，萧三也是生平第一遭感受。此刻我们俩的心中都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新的一年，1935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阿郎很安静，不时好奇地看看我。我们俩那时都没想到后来竟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第二天早晨，我们乘车回到莫斯科。阿尔楚姆后来写了一部关于我们的中篇小说《挪威来的姑娘》。为了把真人掩蔽起来，他把我写成挪威人，萧三在他笔下则成了黑人。
1939年，延安，毛泽东、萧三与红小鬼在交谈
本文摘自《我们一见钟情——我与萧三》（浏览本书介绍），叶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1
他们一家住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除这间房间外，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坤策沃还有一间小小的乡间别墅，常去那里度周末和节假日。阿尔楚姆请我们到那里去和他们共过除夕之夜。我只有一件深秋时穿的皮夹克，穿着它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过严冬，真把我冻得够呛。这时萧三送给我他的第一份厚礼：他给我买了一件毛色光泽如丝绒，长可遮膝的黑皮大衣。萧三的小儿子阿郎和他的母亲瓦莎正好也在莫斯科，母子就住在瓦莎的姐姐家里。
萧三于1896年10月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他的父亲是教师，萧三后来也想当教师。13岁那年，他在东山学堂遇见16岁的同乡毛泽东，成了同学。他们俩穿着土气的粗布衣服，因此常遭穿着讲究入时的同学的讪笑。他们俩意气相投，成了好朋友。他们对那种硬着头皮死背子曰诗云的教学方式都感到难以忍受，于是就偷偷地读古典小说，还读了《世界英烈传》，互相把书中的内容讲给对方听。毛泽东说：“中国也需要这些书里描写的那种人物。”毛泽东在这所学堂里没有待很长时间。几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前不久，萧三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又碰见了毛泽东。在两个人分手的几年里，毛泽东涉猎了中外哲学和文学、世界历史和地理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他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向他们介绍自己渊博的知识。傍晚，在城外小山上一起散步的路上，他就向同伴们讲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大谈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及其革命团体同盟会。后来，他又向同学们每天报道有关“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毛泽东思维敏锐，具有对事物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受到萧三和其他同学的钦佩。他们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萧三和毛泽东最喜欢的老师是杨怀中教授。他们向他学习如何锻炼自己，劳其筋骨，具有坚强的体魄。他们在早饭前，不管什么情况都坚持洗冷水浴从事体育活动，锻炼身体。【字号 】 留言 论坛 手机点评 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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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那年，他在东山学堂遇见16岁的同乡毛泽东，成了同学。他们俩穿着土气的粗布衣服，因此常遭穿着讲究入时的同学的讪笑。他们俩意气相投，成了好朋友。他们对那种硬着头皮死背子曰诗云的教学方式都感到难以忍受，于是就偷偷地读古典小说，还读了《世界英烈传》，互相把书中的内容讲给对方听。
伊萨克·巴别尔也来看望我们。他同他的年轻妻子安托尼娜·尼可拉耶夫娜，一位建筑工程师，住在尼可洛·沃罗宾斯基大街，实际就住在政治侨民之家斜对面的一条小巷里。巴别尔在那所房子里租了几间房间。他跟萧三很谈得来。巴别尔很聪明，话不多，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朝气蓬勃，但有点腼腆。萧三吹中国的竹笛给他听，他就惊奇而又会意地欣赏着笛声。他后来到我们家来得更勤了，每次都要请萧三吹竹笛。他是真心地喜欢和我们在一起。
萧三和我常到阿尔楚姆那里去。他就住在我们附近的雅乌斯基门近旁，妻子伊卡、岳母以及还很小的女儿塔尼娅和他住在一起。
周恩来早年留学时曾有一德国儿子？ 萧三所讲的一切，我都觉得新鲜；还有那些我前所未闻的名字和术语，不论他怎么解释我都不能马上明白。但我就是这么一个凭感觉行事的人。我爱萧三。我凭自己的这颗心什么都能领会，而且还不止是他讲给我听的那些。我思绪万千，茫无头绪，但心情激动，壮怀激烈。生活，只有同萧三在一起才有意义。我要永远在他身旁。他也希望我永远同他在一起。可是，要把这愿望变成现实，我还有许多思想意识上的障碍和实际生活中的困难要克服。
这一次我才好好地看了看萧三住的地方。他的房间在三层，又明亮又宽敞，窗外是用篱笆围着的小花园和街道。房间里搁着一张床，床前挂着遮帘，还有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上面放着电话的小桌子，萧三隔壁和对面的房间里住着德国、匈牙利和西班牙来的政治侨民，还有一位中国妇女。走廊尽头有一间公共厨房，在里面每位房客都有张桌子和一个煤油炉。有楼梯通到底层的公共淋浴室。同我住过的地方相比，这里实在太简陋了。但是我那时正在热恋之中，觉得一切都好极了。有一夜我在萧三那里留下了，这就确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但愿从此永不分离，这一心愿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萧三带我去认识那位中国妇女苏妈妈，她是著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的遗孀，是一位娴静、瘦弱的小个子妇女，一头黑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鬏儿。她的两个孩子，丽华和楚楚①［① 楚楚是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的小名，后来，他成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住在伊万诺沃（或瓦斯基诺）为外国革命者设立的国际儿童之家。和萧三及苏妈妈同住在三层楼的还有萧三的一位年岁较大的朋友拉扎尔·阿隆施塔姆，他是俄国犹太人，在工会工作。以前他曾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作过，，萧三就在那时认识了他。拉扎尔的妻子米拉是新闻记者，当时和小女儿玛娅住在法国。后来拉扎尔和我们作为朋友相交多年，直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为止。不论是拉扎尔还是楼里的其他住户，没有人对我这样突然和萧三住在一起而感到奇怪。那时苏联正兴“自由恋爱”之风。结婚被认作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俗套。于是谁跟谁都可以同居，也可以随便分手。同时人工流产也合法化了。但我认为，当整个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享受这种自由的时候，人们就会滥用这种自由。不几年后，又不把结婚看作资产阶级俗套了，重新确立了婚姻的概念，要离婚也没有那样简单了，人工流产还要受到法律惩处。
1934年12月2日，艾列娜和我把斯科格拉从苏呼米的医院接出来，在一位男护士的陪同下乘火车回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医院已经接到通知，救护车就停在月台上等我们。艾列娜和我随车到医院，因为有些必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要求医生随时把斯科格拉的病情告诉我，我也打算不时地去探望病人。这样萧三到车站去接我们时就扑了个空。他马上乘车径直到艾列娜家，因为艾列娜已经邀我到她家去住。艾列娜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契赫文斯基小街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她已经和丈夫离婚。
（责任编辑：张淑燕）
我们是在12月2日离开加格里的。在车上我们听到，基洛夫在12月1日遇刺身亡。我听人讲，基洛夫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是除斯大林外最孚众望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基洛夫遇害被称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暗杀事件”（实际上，这一事件的内幕至今仍是一个谜）。我第二次去看萧三，正赶上为基洛夫举行追悼会和国葬。所有通往红场的街道全被封锁。电车中途停驶，所有的乘客只好下车步行。要是步行横穿红场，我很快就可以走到萧三那里，不过人家当然不让我穿行。红军战士对我倒是很和气。他们热泪盈眶对我说：“您得理解我们是多么悲痛。”我第一次见到成千上万个普通老百姓如此真诚地哀悼一位他们所热爱和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印象深刻难忘。我只好绕道走了几个钟头才到萧三那里。他见到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放心了。原来他着急得不行，已经给艾列娜打过电话了。
1939年2月，这首表达了萧三对叶华依依难舍之情的诗写在一张他的照片背面
1973年毛泽东稳定政局愿望为何落空? 这几年中，毛泽东已经以救国为己任。在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影响下，萧三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三等人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萧三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游行。这些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演变成一场反对孔家店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人民运动。1920年，萧三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先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那时萧三正在莫斯科上大学。他眼含热泪地告诉我，他那时在列宁灵枢前宣誓要永远忠于革命事业。现在我可以说，他终生没有违背过这一誓言。萧三还向我讲，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他正在苏联，再也无法回国。他说，他现在的任务就是通过报告、文章和诗歌宣传中国革命。
萧三住在政治侨民宿舍，那是奥布赫街旁的一幢三层楼房，这条街原叫沃龙佐伏。我们重返莫斯科的第二天，萧三就到艾列娜家来了，要接我走，带我认一认去政治侨民宿舍的路。路很长，一路上要换几次电车。第二次我就一个人乘车去了。这样去一趟路上有不少耽搁，需要走好几个钟头。
我的旅游签证有效期只有一个月。我之所以获准延长，却是因为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朋友中有个大学生叫斯科格拉，那时在莫斯科留学，也到加格里来了。他突然发病：他原是精神病患者。艾列娜和我把他送往苏呼米的一家精神病院。主任医生要求我留在斯科格拉身边，因为病人突然不会说俄语了，只有我说的话他才懂。起初，我的签证获准延长2个月，后来又延长3个月。萧三却不得不先回莫斯科，我和艾列娜留在加格里，直到她休假期满。当我在加格里收到萧三写的最初几封情书时，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
萧三那时是《国际文学》杂志中文版的主编，不仅自己写稿，还为杂志翻译文章，但不用每天到编辑部上班。他是自由作家，写文章和诗歌，其主题都是中国革命。不论写什么，都印出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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