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工厂“收入低、不自由”
为何有的青年打工者宁愿送外卖不进工厂?《经济参考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近期走访东部沿海多个用工大省,采访了青年就业者、用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央提出“六稳”工作目标,把“稳就业”放在首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
“你在外卖的路上风雨无阻,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忧郁哀愁;你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我看到的是铁壁铜墙。”一位青年工人网友的留言一时间获得赞同之声,道出了不少同龄打工者的心里话,也折射出青年劳动者择业观的新变。
“收入低、不自由”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的最主要的原因。记者调研了解到,每逢春节过后,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制造业集聚地,都面临着不小的“用工荒”。如今,互联网行业催生的新型生活服务业,正在抢走他们的工人。
“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广州一家制衣厂老板吐槽“招工难”时无奈地称,厂里曾有百名工人,现在不足30人,曾因人手不够延误了货期。“现在是工人挑工作,尤其是90后心比较大,想去大城市、想去创业,三点一线的生活很难留人。”
“在2018年820万毕业生最想就业的行业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制造业工人的影子。”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现在的年轻人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工厂流水线上机械式工作,束缚与压抑了他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限制了他们个性的发挥。
“年轻人不愿意到实体中去做,是认为实体没有前途、压力大、苦又脏,现在不少家庭小康了,也不愿孩子去工厂。”南通祥泽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明说,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催生了大批门槛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种——开滴滴、送外卖、送快递、做代驾,相较于“月入过万”的外卖小哥,工厂工人的生活则是枯燥无趣、加班多却收入极低。
“外卖行业最吸引我的还是时间自由、薪酬丰厚。”30岁的外卖女骑手陈大芳曾在一家中日合资的电视机制造厂里做工,从贴标工一直干到班组长,陈大芳最后离开工厂主要是为了家庭。“孩子还小,一家五口蜗居在公婆单位分的小房子里,老公是驾驶员,工作辛苦,我想多赚一点钱,换个大一点的房子。”
陈大芳说,在工厂里要“熬”上10多年才能月入过万。“干外卖,干一单、拿一单的钱,多劳多得,干得好的外卖员,月收入可以达到2万多元,比在工厂赚钱快得多。”
与陈大芳主动逃离工厂不同,陈海波是被迫离开。从1993年进入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当车间工人,到2013年因受到去产能影响被清退下岗,陈海波在产业一线干了整整20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丢掉工作的两年里,陈海波也曾辗转求职,但最终还是选择开网约车作为全职工作。
阿里研究院曾公布过一个估算数据,中国参与零工经济的人员大约是1.1亿人,预计到2036年,这个规模将达到4亿人。2019年1月,美团发布了《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美团外卖骑手的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的产业工人,占比高达31%。
快递外卖等存就业风险
“如今,外卖等服务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26岁到30岁,35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工信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训飞说,大量年轻从业者“逃离”传统的工厂和生产线转向服务业,对保障制造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
“流动性大、效率上不去,产品质量就不好,公司发展受限。”南通荣威娱乐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青告诉记者,公司这几年来业务发展迅速,用工人数高峰时已达到8000多人,即使将公司设在江苏第二人口大县如皋,也依然面临着“用工荒”难题。根据公司25年用工数据分析,最近几年,新进员工7日内流失率高达20%。
从全国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于2013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Wind数据显示,2018年11月制造业( 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数7103.6万人,同比下降11%,尤其是钢铁、建材、纺织等就业人员出现17%以上的大幅缩减。整体而言,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2012年的30.3%下降到2017年的28%,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则从2012年36%上升到2017年的45%。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横向转移’。”张卫国说,从过去二十年的低端制造业到现在的低端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给了人们一种产业结构“升级”的幻觉。但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升级,这只是横向的产业转移,看似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左右互搏,换汤不换药。
“快递行业从制造业‘抢人’,这个趋势并不是一天两天。”张卫国说,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是比流水线上的工人更挣钱,但说到底,大家最终赚的都是辛苦钱,而技术工人的职业含金量显然比外卖小哥更高。服务业革命倒逼着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的升级,最终又会在未来的某一时点,带动服务业发生进一步变革。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一方面,快递、外卖等服务业快递行业属于具有“伴生”性质的行业,是实体经济的“附属品”,如果经济总体走势不好,其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化没有完成前,贸然抛弃或脱离制造业,会对我国造成产业空心化等不可逆影响。
张卫国说:“过去,虚拟经济过热带来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资源要素纷纷从制造业领域抽离,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过度集聚。如今,当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入生活性服务业,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能会失去源泉。而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只是为了‘赚快钱’去做那些‘维持基本生活’的服务领域,对于人力资源也将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据《2018阿里本地生活大数据》统计,在过去的2018年,外卖小哥共帮带了251万包烟,帮画画25万次,帮扔垃圾5万次,帮打游戏82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