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经历怎样的难烈焰公益服关，一个女孩才能“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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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度不理解表妹为何要就读那样的专业选择那样的学校，在她的文章里，我看到到了自己在粗暴的丛林法则下的功利和丑陋，意识到了那句“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你”的含义。拿破仑并不是标准。一个弱者的出路并不是去成为一个强者。
我挺喜欢那里，因为这学校出了名的烂，但烂会带来闲散，而闲散让人自由。
有人对我讲起我奶奶自杀的事情，起源于爷爷的家暴。4、5岁时，我见过那些残忍的画面。一个男人拿着一把斧头，把女人按在地板上，他们的手在在空中对抗着。只有几厘米，斧头会砍到女人的头，女人用尽全部的力气在抵抗，她的眼泪蹦了出来。我能做什么呢？
要争气啊，要改变这命运，要爬。能有何选择呢？我询问了很多人，最后得到的答案是：成为一个艺术生。
我只能哭，像一个警报器，寻找救援。邻居来了。他们被拉开。十几年后，人们对我谈论奶奶的事，我想象她独自看这一块和死亡相连的粗布时，痛苦，绝望，她会忍住哭声吧？我很熟悉她的啜泣声，通常是低声呜咽，再是无声流泪。多年以后，我也学会了无声哭泣。刘德华的《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说男人需要释放，我想我是女人也不敢。与此关联的痛苦事件让大声哭泣变得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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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以后就要像乐攀，像我的小学同学像我妈这样在工厂里打工吗？我会很快跟一个厂里的年轻人恋爱然后怀孕回家摆酒席继而让我的孩子有成为留守儿童吗？
12月20日，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日。我陆续收到国家开发银行的催还信息。还有几千没还。并不是一个大数目，我只是忘记了它的存在。当我坐在上海精致的咖啡馆喝着咖啡时，当我在酒吧里学着成为一个光鲜亮丽的都市人时，我会忘却它。贫穷让我紧张，让我不敢去放纵和享受。去年我许了个愿望，希望能把贷款还完，能存上一点钱。但同时，我对此又怀抱决绝，我认为，这，无关紧要，不足挂齿，重要的是人的本身，他的尊严与自由他的汲取之物与给世界的返还之物。
我和她的交流不多，只知道她喜欢韩寒，想成为一个作家。语文成绩好，写的作文常获奖。平时寡言，有个弟弟。通常只有在过年时我才会见到她，她通常保持沉默，煮饭，收拾碗筷，给客人端茶打洗脸水。她喜欢带我去附近的山堡走动，捡板栗，摘树莓，看满田的葵花，路上她也不讲话，我说什么她都是应和，“好”、“是的”、“对”。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我知道了他打我的原因。一节班会课，他来上。秃头是班主任，叫罗衡甫，40岁出头，脸颊瘦削，眼镜架在他鼻梁上像在峡谷边架了座钢丝桥。由于秃头，他把右边仅剩的头发留长后，反过来盖在头顶上，这样可以在视觉上减轻秃头的程度。他教语文，喜欢在讲台上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拿着教鞭，然后用课本遮住脸带着浓重的鼻音朗诵起古诗。他喜欢朗读曹操的《观沧海》：
我们看到一只狗被它的主人拿着绳子使劲往外拉，天下着大雨，狗不肯走，但是主人的力气更大，那只狗挣扎了一会，只能慢慢向前滑去，冒着雨。
晚饭后，快要上自习课时，一个叫张蕾同学跑到教室说他找我，周围同学起哄起来：背时喔，你要背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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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三明治之前曾登载过这篇文章，但我们选择在这样的时间，重新发布一次。这个系列一共有两篇文章，作者是一对表姐妹，她们俩都曾经是留守女童。姐姐写下这篇《Don't Cry, Girl》，妹妹写下《从留守女童到乡村教师，我经历过的那些梦魇 》。
我希望他们不要经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有个纯真的童年；我希望他们长到二十岁也依然可以笑得天真坦荡；我希望所缺失的童真和纯洁他们都能拥有……
文中斜体部分引用自《从留守女童到乡村教师，我经历过的那些梦魇》
那一年，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曾是班里的音乐委员嫁给了了我的表弟。他们在温州的工厂里打工相识，恋爱几个月后，女方怀孕，决定结婚。年纪还小，不能扯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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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给了我自信，从前我被打压，接着反击，然后在这里获得了他人的尊重。我走在路上，几乎没有几个人不认识我，我很得意，然而那种快感很快就消失了。我的家人我的邻居还是在贬低我。在暑假，我在义乌火车站卖眼镜，城管来抓我时，看见我还小，把我放了，我又去那些厂里打零工，8块钱一个小时，给廉价的塑料项链上吊牌。午饭时由于我多点了一个鸡蛋羹，被我妈责骂。
不可以。
三明治作者。喜欢南美以及高纬度岛屿，会唱山歌，爱好广泛但浅尝辄止，日常生猛有力，有点像头野猪。主要作品有《深陷北海传销的暴富梦想者》《县城里出去的记者和嘻哈歌手》《义乌往事》《嘻哈盛衰：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缩影》。
娶她的那个男人大她十几岁。虽然15岁就嫁了人，但人们还是认为这是她最好的归宿。因为她弱小因为她老实。她生了两个小孩，第一个生下来没多久就死去了，女孩，第二个成功存活了，男孩。有人说这很幸运，他们普遍认为那个疯癫的病传女不传男。男孩两岁时他的妈妈死了。男孩三岁时，她妈妈的妈妈死了。那个被因为我的错而剪掉头发的女孩，没有责怪我反而塞给我五毛钱的女人都死了。
女生们成立了一个帮派——野猪帮，我开始成为其欺压的对象，她们除了上课和睡觉外，几乎无时无刻围在我身边进行嘲讽：“你怎么长这么丑啊，怪相。”为此她们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毛怪”，并强迫班上的人都这么喊我，同时逼迫我在班上唯一的好朋友跟我说“你丑得我不想跟你做朋友。”我成为了班上的局外人。对我的嘲笑和奚落也成为班里完全合法的事。
楼梯间有农药，味道很大，一种恐怖的气息。如果你在野外漫行，在稻田旁边行走，那种味道会告诉你这里即将又某种东西正在死去，虫，或者是草。
我开始逃课，开始寻求校外“混混”的庇护。周末我去网吧待一个下午，不打游戏，只看各种影视剧。然后去一个亲戚家洗澡。再去溜冰场，那里有我认识的人，乐攀是那里的大哥，也是我们村里的，很早就辍学了，在温州打架入狱了几个月，不干事了，回到县城，买了辆摩托四处转。“以后谁再整你，你就跟我说，我打死他。”乐攀对我说。
朱静死于“疯病”。在传言中，她的外婆、妈和她都死于这种奇怪的病症，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她在17岁那年就会死去。死前，她的孩子，一个男孩，已经两岁了。
我曾经尝试过自杀。在我妈妈嗔怒于我没有宰猪食时。
她已经不再对自己的遭遇心怀愤怒了。她把那些遭遇当作玩笑讲给学生听，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使自己学生避免遭遇那些痛苦。
当那个耳光落在我脸上时，走廊外面的声音感应灯被这声音震亮一下亮起来。我叫他秃头，如果我客观地回忆的话，他瞪着眼睛问我“到底是谁说的？”
没有关系，没人在乎，一场酒席的效力比一张纸更强大。男方入赘，同学在次年生下了一个男孩。满月酒时我抱了抱那个柔软的婴儿，很惊愕很惋惜，那时我刚高三毕业，正在兴奋即将去大城市念书。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无话可说，当我去往那所学校发现只有两个学生时。两个女孩，与一个男教师在操场边的草坪里拔草。女孩告诉我，这是他们经常上的拔草课。除了拼音和数学，没有什么可以再可以学习的。她们共用一间教室，一块黑板。左边是小女孩的，二年级的拼音板书，右边是三年级女孩的，几个简单的汉字写在旁边。
我胆小，懦弱，只想吓唬她。成功了。我把它们撒在门口，嗅觉灵敏的人早已感知到了危险。她慌张地喊我的名字，我躲在被子里没有出声。门被踢开。我看见她哭了。一个农村妇女的绝望还是希望？我没有多想。
没有人对我怀抱希望，我成为了他人口中的一个“坏女孩”，我的发型模仿李宇春，穿破铜牛仔裤，我坐在乐攀的摩托车后座上，迎着风，穿过那些破乱的街道，看着他们打桌球。只有一个球撞上另一个球的声音的声音才让人感到安稳。
我会想起我曾经用“草籽”欺负过她，小学2年级，我带着一群男同学，在山上摘了粘人的“草籽”，在一个墙角像子弹一样砸向她。她的长发卷作一团无法解开。赶集的时候，她的妈妈找到我，她躲在她妈妈的身后，怯怯地望着我，已经是短发了。我忘了当时有没有愧疚，只知道我有点害怕。她妈妈，那个从高山上嫁到平地的老实女人，在笑着说完我有点调皮之后，给我塞了五毛钱。
酒席上很多人表示赞赏与羡慕，按照他们的话说，如此年轻就能拥有自己的生命的延续，不出意外，在同学四十多岁时就能抱上孙子啦。第三代。人生圆满。
文｜胖粒
由此我在那里跳舞、打架、逃课，跟同学在天台用油漆涂鸦。没有什么精神滋养，学校名声差，但是大家摇摇摆摆很快乐，有种只能在最边上和最底下才能获得的自在。
需要经历怎样的难关，一个女孩才能“长大成人”，这背后，不仅仅是性别议题也关涉阶级议题。两者不能分开。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些所有让人们惊诧的事，可能以平静的方式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个人身上。但无人察觉。
我妈说她嫁到外婆家乡了，“大山坪”，没有通车时只能步行。山路，一座山连着一座山，有蛇，野鸡和没人见过的土匪。最短也需要5个小时吧，登顶后，站在垭口边，天开始吹起凉风，太阳温和，土里的烟叶青绿，世界平静。而她死于“疯癫”。
“那你说是谁说的？”
山很大很高，风被葱郁的树木击碎在沉默中，没有任何声响。
那天的班会课上，他让学生写匿名揭发信，说要整治班里的歪风邪气。他的皮鞋和地板相碰时发出“der der”的声音，像是死亡倒计时。一个个挨着收，有人脸上出现了惊恐的表情，开始在前后左右试探着问都写了谁。
有次他拿来一本余杰的书给我。在他的课上，他把我喊出去，给我讲余的故事。那两节课，同学们在教室睡觉或者看书，我们在走廊上谈论。他也说起尼采，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谁是尼采。从走廊看过去是一片山，秋天柿子黄了，藏在山间，比较显眼。记忆迷糊了具体内容，只记得走的时候老师说，在这样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我们说了余杰，谈论了尼采。
我的语文老师张文勇，是个并不年轻的年轻人，看起来沉默又拧巴，他不喜欢给我们上课，常说，你们自己去读吧。由于我语文成绩好，总是班上第一，因此他会多给我指导。
“我没说过。”
DON'T CRY,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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