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扶贫政策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贫困户可以享受到诸如贴息贷款、房屋改造等实惠的政策越来越多，而贫困户指标变得越来越紧俏，贫困户的进出也变得越来越受关注。因此，要提高贫困退出效率，改进滞后的阶段式评测，增强贫困人口进出灵活性，让脆弱人群在陷入贫困的时候可以得到及时关注和帮助。

张琦.2016.我国农村贫困退出机制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3）：296301

《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贫困人口退贫不仅要人均收入超过国家标准，更要做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三保障）。但由于贫困管理目标体系不够系统，动态管理范围有限，面对农村发展的复杂情况，对“两不愁、三保障”的判断不够精准，难以充分满足“脱贫成效精准”的要求。

一些贫困人口具备退贫条件后，由于动态管理滞后等原因而未及时退贫，导致其长时期占用扶贫资源。普通农户认为部分贫困户的实际条件已经得到改善，甚至与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却依然在享受帮扶，而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照顾，比如近年来普通农户参加新农合费用上涨而贫困户参加新农合则费用减免，等等。对此，普通农户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进而导致普通农户与贫困户之间产生矛盾。我国贫困人口普遍具有暂时性贫困的特征，但目前贫困退出管理较为固化，每年按照固定计划开展退贫工作，通常在年底集中进行统一的退出评定，对贫困动态性考虑不足。比如危房改造完成、子女毕业参加工作、疾病得到治愈等，都可能让贫困户在某个时间摆脱贫困。现实中，贫困家庭也很少主动上报财产、收入、人口等动态情况，导致部分已实际脱贫的农户依然在占用扶贫资源，而真正的贫困人口却没有得到更多帮扶（邹薇 等，2011）。根据调查了解到，徐家村普通农户中32.5%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退出结果不公平，21%的被调查者认为有贫困户不该享受低保待遇却在领取低保金（参见表2）。

罗楚亮.2010.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经济研究（5）：123138.

（Institute for Finance and Trade，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ubei Wuhan 430077， China）

贫困户还是普通农户，对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都存在一些不满，而作为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村委干部极易成为这些矛盾的发泄口。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当前乡村确实较为普遍。村干部作为基层政策实施者，在扶贫动态管理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农户的发展变化，需要依靠村委干部作为具体观察者，村委干部对某家农户的情况陈述在村民大会上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因此，如果某贫困户与村委干部走动比较多，村委干部对其情况自然更为了解，在退贫的时候，该贫困户可能会更加“安全”；相反的，如果某贫困户与村委干部平时联络较少，村委干部对其了解不够全面，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误判。根据我们的调查，部分农村权势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干扰村级组织工作，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农村地区“人情保”“关系保”长期存在。

THORBECKE E，孙煜.2005.贫困分析中的概念问题和测量问题[J].世界经济文汇（3）：5464

一、引言

目前，由于弄虚作假套取扶贫资金现象的少量存在，导致群众对干部存在猜忌与质疑，不安全感与焦虑感成为农村无法否认的集体情绪和集体焦虑（李禄胜，2017）。扶贫政策滋生了新的利益述求群体，扶贫资源分配又将触碰农村社会固有格局，干群之间、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显现。无论是

张喜杰.2016.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中贫困县退出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6）：6472

伊斯顿（1999）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指出，“（对当局来说）发现自己由于纯粹的无能或缺乏资源所致的失败，是非同寻常的。……有了反馈，输出就可能是高度相互关联的、累积性的、前后一贯的，根据反馈的信息，能够根据正在考虑的目的而努力修正其行为。”在退贫工作中，通过收集、采纳普通农户的意见，可以获取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料、反馈意见，有助于辨别众多贫困信息的真实性，对不准确的信息进行及时调整与纠正，这样既可以提高退贫工作的精准度，也可以降低工作成本（吴晓燕 等，2015）。因此，应为广大群众参与评议提供对话与沟通的平台，广泛听取普通农户的意见。哪些贫困户情况改善较为明显，哪些普通农户家庭发生变故，都可以从广大群众那里获取有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