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说，我的前任为建设这个连队做出很大的贡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冀鲁边军区及第一、三分区、第十六团首长对这个连队也是十分重视，从人员到装备都给予了特别关怀和支持。1942年，我任连长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我军实力，冀鲁边区的部队大部分都调到清河军区垦区保存休整，以避敌“扫荡”锋芒。冀鲁边区一分区就留下“铁帽子五连”就地坚持游击作战，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抗战期间我率领这个连队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经历过许多战斗，例如乐陵大桑树突围战，遭日伪军10000多人合围，为了掩护主力，我十六团两个连，县政府地方部队两个连、两个区中队，我带五连和黄副旅长向西北突围，其余自行突围。突围部队面对众多之敌，毫无畏惧，同仇敌忾，拼死突围，除五连和少数部队完整突出来外，其余大部同志英勇牺牲。又如大马家被敌包围从早上5点多钟打到晚上9点多，才突出重围，伤亡60多人，将近连队的一半。这个时期正是敌人反复“扫荡”，冈村宁次的“囚笼”战术，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一二次，连续多天与敌周旋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残酷难忘的战斗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向司令员建议“向西突围!”

　　我说：“首长，这股敌人不是冲我们来的，我们的位置在敌人的包围圈外，距离敌人的包围圈还有两里地呢！我判断敌人是向四柳林方向运动。”

　　1943年六七月份，据内线得知：日伪军集中重兵，准备“扫荡”我东光、南皮、宁津，对我第一分区部队进行“合围”。分区傅继泽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传达了这些情况，为避敌锋芒，分区决定跳出合围圈，冲出敌设下的“笼子”。于是傅司令员带领机关和我们“铁帽子五连”，准备转移到第三分区乐陵县大马家庄一带活动。我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走了几十里地，转到了乐陵县的大马家村，谁知还是没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当天拂晓，侦察员突然发现，东面和北面有日伪军向我“合围”。傅司令员立即命令我率五连速向西北突围。我们前进了五六百米，因敌火力太猛，突不出去。傅司令员又令我向南突围，敌人火力更猛，还是突不出去。

　　“郭连长！坏了！一地委、一专署肯定是被敌人合围进去了……”周政委忧心忡忡地望着西边说。我在旁边看着首长愁得不得了，那时他是冀鲁边军区的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我说：“把你藏在柴垛里去!”

　　当时在大桑树村除了我们“铁帽子五连”外，还有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二营六连两个排、三营八连、庆云县独立营一个连和两个区中队。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遭敌“合围”。面对众多之敌，我四个连和两个区队全体指战员毫无畏惧，大家同仇敌忾，向敌人猛冲，拼死突围，杀伤大量敌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除极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同志都英勇牺牲。他们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仅在1941年年底，日军就数次“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其中一次，从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出动了8000人左右的兵力，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到了1942年5月后，敌人对边区的“扫荡”更加频繁疯狂，经常一出动就是上万人，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骑兵等。什么“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篦战术”“剔抉战术”……凡是想得出的毒招都用上了。小规模的合击、奔袭，则几乎无日不有。

　　在不远处两侧道沟埋伏的日军，在晨雾中不便观察，也没弄清怎么回事。所以看到我们押着伪军一路向西北而行，也没有行动。大概还在做等八路军上当的美梦呢。我们已顺利地从西北方向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石景芳、杜子孚、邸玉栋等300余人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原冀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及带领的部分干部、冀中参观团和冀中二十三团一营一部。20日上午，敌人从柳林、小单向东北方向撤走。

　　1943年初，日军为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加强了对津浦铁路沿线的“扫荡”。我们原来挖掘的交通沟大部分都被敌填平。日军除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外，又实行了所谓“囚笼战术”。敌强征数十万民夫挖沟筑路，在要地设据点，企图以铁路为轴，以公路为链，以横沟为笼，以碉堡为锁，妄图将我抗日军民分别锁在“囚笼”里，发挥其机动性快的优势，在“笼子”里搜索、“清剿”，最终消灭我们，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的绝境。

　　周政委对我说：“郭连长！好险哪！这次‘扫荡’敌人来的真不少，他们这都是向哪儿去？”

　　1982年，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周贯五老首长到广州来冬休，我陪他到了珠海、深圳、肇庆等地参观半个多月。闲时，一起聊起了抗战时期的往事，周政委说：“宗凯呀，在冀鲁边区那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四柳林战斗和邢仁甫叛变事件。”我一听心想：是呀！那正是我带着“铁帽子五连”跟着周政委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