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帽新开烈焰sf子五连(2)

  •   敌人冲到村口时,我警卫连突然猛烈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从鬼子第一道合围圈杀出个缺口。警卫连乘势掩护着机关冲出村外,向北面四柳林一带撤去。谁知部队刚冲到赵家柳林附近,迎面又遇到一片黑压压的第二层前来合围的鬼子和汉奸部队,这样我军就被敌前后夹击,内线的鬼子调过头来紧追不舍,外线正面上来的敌人堵住了去路,敌人子弹像飞蝗般扫过来,我们的一批干部、战士倒了下去。

      我说:“正是有横沟、岗楼,敌在这个方向不会有重兵,现也没发现有大的敌情。”

      1942年9月后,冀鲁边区的形势日趋恶化。我所在的第一分区地域内,日伪在县与县、区与区之间都挖了界沟,据点岗楼林立,横沟、公路纵横。边区17个县建起了据点456个,平均10个村庄就设有一个敌据点。这些地方共驻有日军3600余人,伪军两万人,顽军近1.5万人以上,超过我边区部队5倍。边区政府能推行政令的不过一半,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都困难。敌伪对我反复“扫荡”“清剿”,几乎无日不听到枪声,无日不发生战斗,边区机关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边区已完全陷入被敌军“分割”、包围、“封锁”态势,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日军实行“囚笼战术”,频繁“扫荡”,原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原根据地都变成了游击区甚至是敌占区,迫使我第一分区部队在所属的沧、南、盐、青、宁、吴、东地区暂时无法活动。

      告别了“坚决抗”后,我去检查突围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我负伤的手疼得不行,身边卫生员见我疼得头上直冒汗,指着我负伤的手对我说: “连长,咱们连跑带打一天了,你伤成这样也跑不动了啊。”卫生员见我投过询问的眼光,建议道:“我给你抽口烟吧。”那时我们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及时的诊治,疼得不行时,就用从地主老财那里得来的白面(海洛因)这些东西对付救急。当时我急忙吸了一口卫生员给的白面,伤痛马上减轻了,人的脚步也感轻快起来。

      傅司令员说:“西边有横沟、敌人的岗楼啊?”

      1992年我到海南,特地到步兵第一三二师三九六团二营五连去看望。这个连队就是当年在冀鲁边区赫赫有名的冀鲁边区十六团的“铁帽子五连”。我望着挂在连队荣誉室墙上的当年由冀鲁边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的连旗,心潮澎湃。当连队的战士们得知老连长来了,纷纷拥来,我指着旗帜对年轻的一代军人讲:“这面旗帜来之不易,是用‘铁帽子五连’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染红的啊!……”听了我充满激情的介绍,战士们都为能成为英雄连队的继承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天拂晓,我十六团宿营在大桑树的干部战士还在睡梦中,便听到远处响起了枪声。敌人又开始“扫荡”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分多路向我们合围。当时我率五连随教导第六旅黄骅副旅长一起行动。情况危急,黄副旅长命令部队说:“五连跟我向西北突围,其余的部队立即各自选择自己的突围方向进行突围!”听了黄骅副旅长的命令,我连火速离开驻地,跟着他往西北方向的东光和南皮突围。我带着一个排在后面断后。走出了七八里路,浓浓的晨雾只能看出十余米,突然在前面沟梁上隐隐约约看到迎面来了一批人马,黑压压地堵住去路。只听黄骅副旅长下命令道:“把铁帽子戴上,大盖枪上刺刀!”我一听马上领会了黄骅副旅长的意图,忙赶到队伍前面,我又重复了黄副旅长的指示:“把铁帽子戴上,烈焰传奇sf,大盖枪上刺刀!”看见人群的两边有带枪的汉奸伪军,他们端着刺刀逼迫许多群众列成横队迎面向我们压过来。这是日军在“拉网扫荡”中玩耍的卑鄙毒辣的花招:用抓来的群众在正面虚张声势,阻挡八路军突围部队,日军则埋伏在两侧的道沟中。如果突围部队看不清,被正面的情况迷惑,拐弯向两侧转移突围,就会钻进日军的埋伏圈,遭到毒手。我轻声提醒战士们沉住气,不要慌,等接近敌人再说。黄副旅长毫无畏惧地带着队伍一直往前走。伪军远远看见五连这一身“皇军”打扮,误认为是“太君”走过来了,赶紧向两边闪开,让出路来。在距对方十多米时,指导员许子祯带着一个排猛地端枪冲到敌人面前,大喝道:“我们是八路军!是铁帽子五连!缴枪不杀!”大多数伪军一听“铁帽子五连”就给吓懵了,不知所措地纷纷投降,有的嘴里嘟囔着说:“久闻大名,我们投降……”但有那么四五个汉奸企图顽抗,我和几个战士冲了过去,当场就用刺刀把他们给制服了,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被解救的群众目睹了这一幕,是又惊又喜。黄骅副旅长对逃难的群众说:“乡亲们,敌人又在大‘扫荡’了,这里现在很危险,你们快散开回家吧!”

      所谓“铁帽子”是指日军的钢盔。整个连队全部是用缴获日军武器装备起来,人人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枪,身着日军军服,不管何时都保持战斗人员150人以上。与日军的区别只是在臂章上订有“八路”字样的符号。所以群众都誉称他们为“铁帽子五连”。连队有轻机枪4挺,其中日式歪把子机枪两挺,有一挺是当时日军最新装备,也是我冀鲁边区唯一的一挺可一次装弹50发的新式轻机枪。这个英雄的连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日伪军对这支“假鬼子真八路”连队谈虎色变。1941年被冀鲁边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称号。这是抗战中冀鲁边军区部队唯一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

      “首长你带机关一、三排部队先走,我来断后!”我对傅司令员说完,立即命令一排长带两个班,每个战士带上锹,赶快顺沟挖台阶。当时敌人强挖的这些横沟都有好几丈深。台阶挖出来后,先让傅司令员和分区司令部机关爬过横沟向西突围,我带二排断后掩护。当部队突到村外我刚爬出横沟时,日军骑兵快速从两侧向我们展开了夹击,距我们只有三四百米,我们待敌接近到百余米时,当即用密集的火力迎头打击敌人,好不容易撕开一个口子,形成了我军在中间向前突,敌人马队在两侧穷追不舍的局面。只见日军骑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马刀,像狼一般的嚎叫,强行从我们的两侧最新烈焰私服,我立即判断敌企图抢到前头拦截我们的退路。这时我见敌先头马队已与我平行,有的已超越,我急忙命令部队就地两面展开阻击,集中火力射击马匹,枪响马倒,只见到马背上的敌骑兵纷纷摔了下来,有的连滚带爬往回逃,有的摔下后就不能动弹。乘敌混乱之际,我命令部队迅速后撤。就这样边走边打,敌追我挡,几个回合后,身边有许多战友倒下了。这时我发现身后的日军骑兵也不像开始那样猖狂,而是在我们后面约三四百米距离尾随跟进,我快他也快,我阻他向后撤一段距离,当我一撤又穷追不舍,始终与我们后卫保持接触。这是敌人想慢慢地消耗我们的体力,达到拖垮、消灭我们的目的。说实在的,这时我们也感到精疲力竭,如果说“两条腿”的人与“四条腿”畜牲,在进行体力、速度与耐力竞赛,谁优谁劣不言而喻。但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就这样边突边打,边打边突,敌我双方在运动中对峙了50多里。这是敌我双方意志力的角逐,最终以我们拼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日军的骑兵,当我看到日军骑兵的马都渐渐跑不动累倒在地时,就感到有生机了,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反“扫荡”战斗开始后,我率领“铁帽子五连”跟着冀鲁边区周贯五政委行动,但与边区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完全失去了联系。当时斗争十分残酷,边区和分区以上的领导和机关,都是分开活动,防止被敌一网打尽,通常是一位首长带一支小分队在自己区域内活动。我这个连就跟随周政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这段时间为了找到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周政委带着我们沿山东乐陵鬲津河南岸向西活动。6月19日凌晨,我们到了东光县边境的刘宅一带,突然从东光那边传来了枪炮声,周政委侧耳听了听立即对我说:“郭连长,估计这股敌人不少,赶快命令部队退出刘宅。”部队按周政委的指示在离刘宅不远处涉水过了鬲津河,朝北又走了6里多路,才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来。部队在村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烧水做早饭,担任警戒的带班班长跑进来悄悄地向我报告:“连长!村外发现敌人!”我马上报告周政委。周政委带着我疾步走出去一看,好家伙!来的敌人真不少,在清晨的阳光照射下,只见村外远处的道沟里和田野上,闪出一大片刺刀的亮光,耳间隐约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和远处传来不断射击的枪炮声……嘈杂地混在一起。但敌人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占据的小村庄,而是急匆匆地向西行进,可以说是与我们擦身而过。当时周政委和我置身于村内的一座房顶上瞭望平原,远处这些情况一目了然。

      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吕器……,这些熟悉的面孔和身影,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心中还充满着对他们的敬仰之情和对日寇的仇恨。石景芳同志是无棣人,是把我引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杜子孚是宁津后郑村人,邸玉栋是盐山邸家楼人,他们都是津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为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吕器同志又名杨希玲,是1938年和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一道从外地调来边区的。如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冀鲁边区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我说:“不行,我带你走!”

      我说:“你要干什么?想自杀啊?”

      “坚决抗”说:“不是,我掩护你们撤退,鬼子上来我就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地委、专署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在地委书记杜子孚率领下,从王家柳林至崔达家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向崔达家突围。刚到崔达家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已提前隐蔽在沟里的日军突然开火,在交通沟里的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分身亡,地委书记杜子孚当场中弹牺牲。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身体紧贴着沟壁,慢慢挪动,在一个十字沟口冲了出去。

      英雄的部队都有光荣的历史。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河北省沧县仉小庄(今属盐山县),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仉鸿印,他在原来的护乡民团的基础上,于1937年组建了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同年底,这支地方武装在盐山县杨小营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三十一支队”,编为二十路军,仉鸿印任指挥。到1938年7月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下属的津南支队,这时我党派出大批干部到该部队开展工作,八路军永兴支队政委李宽和同志调任该支队政委。1939年冀鲁边区第十六团二营,被肖华带到山东开创新的根据地后,该支队4个连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二营四、五、六连。仉鸿印任第二营营长,后调任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第五连的第一任连长周永贵,是位老红军,在边区抗战中牺牲。第二任连长郝延良,也是位老红军,随一一五师东进纵队到冀鲁边区后,战斗了整整8年。后来随部队进军东北任十七师五团第二营营长,不幸于1947年在吉林万金台战斗中牺牲。第三任连长刘文杰,在1941年的一次战斗中失踪。第四任连长周连芳,任职不到半年就调到教导六旅政治部任组织干事。我是在1942年初春时调任“铁帽子五连”任第五任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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