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肖华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和训练队，挺进冀鲁边区时的司令部曾设在乐陵县城。这是冀鲁边区、教导六旅和三分区机关所在地，情况紧急时，一分区也进入该地区活动。一时间这里便成了我军抗日指挥中心。由于这一带党的建设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树林又密，小股敌人根本不敢来，所以在各地的环境日益恶化之后，这里就成了各级抗日政府和县区武装的主要活动区之一。

　　事后我们得知的情况是：6月18日夜间，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一地委和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驻在东光城东南靠近南皮的大小单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刘夫青据点的日军已经出动，从穆庄奔刘大瓮村而来。但就如何对付敌人的这次合围，专署和地委领导意见有分歧。有的认为这一带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加之敌强我弱，应该化整为零，分股突围为好；有的则认为这一带北有大洼，南有鬲津河，交通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况且我军对这一带地理情况熟悉，加之群众基础好，能打就打，不能打可转移。两种意见一直没能统一起来，所以部队和机关迟迟未能行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19日凌晨，侦察员又报，北面的敌人已经到了刘大瓮村，距大单只有七八里路。于是，地委、专署机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出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即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到了河堤向东一看，大批日军顺着河岸向西而来。因部队在交通沟内行走，敌人未发现，但想抢占鬲津河岸，穿越鬲津河已经来不及了，只好顺原路回到大单，改由大单至寺后杨、砥桥的交通沟到了鬲津河堤下，这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发现我军在交通沟内的行动，于是敌轻重武器一齐开火，许多干部战士当场牺牲或受伤。从这里也突围不成，我军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附近时，专署专员石景芳同志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石景芳对孙连长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这时，从寺后杨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鬼子、汉奸密密麻麻地围上来，一边用各种火器猛打狂扫，一边叽哩呱啦地狂呼乱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急需巩固其占领区，将华北建成它的后方基地，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其实在那个黑暗血腥的年月里，冀鲁边区有哪个地区没有遭到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有哪个村庄没有被焚烧啊！日军妄图以此使抗日军民失去生存的条件，挫败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意志，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铁帽子五连”从抗战初期组建以来，一直坚持在冀鲁边区与日伪军作战，善打硬仗、恶仗，不怕流血牺牲，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和中国人的骨气，让日伪军闻风丧胆。

　　5月26日拂晓后，敌对我一地委一专署包围圈基本形成。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就像是一群发狂的野兽，制造了一幕幕惨剧。冀鲁边区广大抗日军民立即投入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斗争。这场“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了65天之多。

　　简短的准备之后，我确定了方位一挥手低声对身后的战士说“开始突围！”刚到村南头，正好与企图偷袭我们的鬼子遭遇了，这又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可能是敌人以为我们连跑带打搞了一天，早已疲惫不堪，想乘机偷袭，没想到我们已由防御转为进攻突围，一下子让我们打得敌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我们很快就从村西南突了出来。

　　日军“扫荡”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是有其特点的，先头突击部队是直奔合击目标，不在合围圈里的目标，根本不管，而是由后续部队来“清剿”。于是周政委命令部队马上转移，脱离这股敌人。部队把半生不熟的饭扔下，就悄悄地向东出发了。在转移的途中，我们听到从西边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马嘶声。据我的战斗经验这是日军形成合围后，开始向合围点实施进攻，与我军交上火了。

　　大桑树村是乐陵北侧靠近县城的一个大村庄，位于鬲津河南岸，村北有一条东西长约几十里的宽阔树林。桑树、杨树、榆树、柳树、梨树、杏树……杂生的树木长得十分稠密，宛如给鬲津河镶上了一条绿色的缎带。这里是边区境内最大的林区，它北依庆云、盐山，东临无棣、阳信，西接宁津、吴桥，是党最早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地点之一，是冀鲁边根据地的中心根据地，军政军民关系好，群众觉悟高。

　　司令员思考片刻说：“可以。”

　　我看着周政委心情沉重得像块铅似的，眼望着西边被战火硝烟笼罩的天际，听着那渐渐稀疏的枪炮声和不时传来的嘶杀声，真为一地委、一专署的同志们担心焦急啊!当时我真想带着部队冲到西边去，跟鬼子拼了!和被围的同志们一起战斗，帮他们突出包围圈。但是理智又告诉我，这万万使不得，鬼子正希望我们去自投罗网。